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变成全球各国政要和广大有识之士关注的热点。我们党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特别把“可持续发展能力慢慢地加强，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兴旺发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的必由之路。

  人类有史以来，违背自然规律进行开发和生产从而引起城市毁灭、文明消失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许多是我们耳熟目详的历史重大事件。

  巴比伦文明曾是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里林木葱郁，沃野千里，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辉煌的巴比伦文明。然而，在灿烂文化、先进农耕发展的同时，由于肆意砍伐森林，过渡农垦，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最终遭到大自然的惩罚。2000多年前，辉煌一时的巴比伦文明在漫漫黄沙中消亡。近代的考古学家、生态学家、史学家们都曾一致断言“古巴比伦毁灭的根本原因：一个是斧头，一个是羊。斧头砍掉了森林，使森林变成了草原；后来羊又把草原变成了沙漠。”

  闻名于世的中美洲玛雅文明缘何衰亡？最新的研究表明，气候急剧变化是导致一千多年前玛雅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科学家发现，在公元九至十世纪，也就是玛雅文明消失之前，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气候干燥期，其中出现过三个严重的干旱期。为了调查玛雅文明衰亡的原因，科学家研究了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海底沉积物的形成。他们测量了被河水冲入大海的钛金属的含量。钛金属含量低表明河水的水流比较弱，也就是说雨水少。

  楼兰是我国西部两汉魏晋时期一个绿洲城郭国，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罗布泊西南的大沙漠中。它曾是两汉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这么一座绿洲古城为什么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中就突然急速消失在茫茫大沙漠中？其实，楼兰的消失，与世界许多古文明消失的悲剧一样，是因沙漠化的扩大而弃城。楼兰迅速消失，实质应归咎于自然，但绝不否定人类不科学的开发活动推波助澜作用。人口增长、过度开发，破坏植被，干旱缺水，沙漠化扩大，人类难以生存可以说是绿洲古城迅速消失的直接原因。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母亲河，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然而，透过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我们不难从一个侧面看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黄河文明逐步被荒漠赶往东部的历史。我们的首都北京，目前正被肆虐的风沙侵害，北京人也已经尝尽了沙尘暴的苦头。而且北京离渤海和黄海已经不远，现在的北京已经到了“腹背受敌”的地步，只能背“沙”一战，毫无退路可言。

  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说没有正真获得足够的重视，加之人口增长过快，我们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干了不少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使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严重失调，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以甘肃民勤县为例，2800多年前，民勤人就创造过举世闻名的“沙井文化”。建国后，民勤人民与风沙抗争，靠“愚公移山”精神，经几代人努力，营造并保存下85万多公顷防风固沙林，沙区群众开始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全国治沙先进典型。70年代开始，上下游水生态失衡，石羊河来水锐减，加上人口增加，开垦强度加大，年超采地下水达3亿m3。风大、水少，全县荒漠化土地开始扩张，占到全县总面积的94%，现全县已有13万公顷人工沙枣林枯萎死亡，35万公顷白剌、红柳等天然植被处于死亡和半死亡状态，60万公顷天然沙生灌草朝不保夕，50万公顷耕地已经沙化，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这里开始“握手”、融合。民勤的未来令人是十分担忧。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之源，属高原大陆性半湿润气候，曾有大小湖泊4077处。过去这里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上世纪80年代是全国有名的畜牧先进单位和牧区富裕县。90年代开始，由于干旱加剧，草场过牧超载，加上鼠害蔓延，草原大面积沙化，现退化草场面积已占草原总面积的70%，成为全国十大贫困县之一。在创造、享受文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后，又不得不重新吞下贫困的“苦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采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做法，必然付出沉重的不可弥补的巨大代价。古人云：竭泽而鱼，岂可获得？而明年无鱼；梦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就是说，采取掠夺的方式开发自然资源，虽然能获得短期利益，但必然要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环境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须臾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体，特别是现代生产，不仅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也必然通过一定的环境联系起来。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环境的再生产，重视和保护自然环境，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因此，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我们肯定要深刻反思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决不能再重蹈覆辙，一定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树立经济发展必须归属生态的观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自觉遵循自然和生态规律，把我们的资源开发限定在永续利用的范围以内，把我们的人口增长控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以内，把我们的经济活动纳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决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生存空间。

  可持续发展既是现代社会进程中一种科学的发展理念，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被我们先民们反复证明的一种自然法则。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人们在经济稳步的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对增长等于发展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并展开讨论。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在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引起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10年后，两位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持续发展的境界。同年，一个非正式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白准确地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该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普遍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2002年，在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列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今天，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科学发展模式，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各国着力追求的一种先进的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它既强调本代人的公平，也强调代际间的公平，强调这一代不要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稳步的增长，而且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可持续的三个主要特征：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其之间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是简单的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当代人类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保持自然资源的潜在能力，以满足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是只顾发展不顾环境，而是尽力使发展与环境协调，防止、减少并治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使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ECO处在良好的状态。因此，可持续发展是能持续不断的，不会在有朝一日被限制或中断，不仅能满足当今需要，而且能保障人类未来的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有限，这是一个基本国情，也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我国的耕地、水、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不足世界总量的15%、12%、17%和5%，比美国、印度、日本、印尼和俄罗斯等世界人口大国占有量低120个百分点。由于受技术、资金的限制，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型产业，单位GDP能耗、水耗是发达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加剧，环境容量减少，局部地区已经超出极限。特别是当前我国的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十分堪忧。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水环境容量，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水源涵养功能的降低，又进一步加剧了水环境的恶化。大气污染物SO2的排放量已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环境容量的66.3%。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亦未得到一定效果遏制，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在一些地方仍在加剧。

  未来20年，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口将继续增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将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环境质量要达到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水平，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压力。如果不优化产业体系和地域结构，加快发展模式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切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目前，我国的人口数量已经严重超过国土承载能力，人口增长、需求增加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且预计在未来会更突出。2003年，我国人口达到12.9亿人。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大约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据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48亿，世界银行预测为14.89亿，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为14.83亿，国家统计局预测14.60亿。因而，可以基本肯定，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14.9亿之间，比科学研究认为的合理人口承载能力多了1倍。

  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占有资源是严重短缺，人均耕地仅1.43亩，不到世界中等水准的1/2。目前，我国已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亩。其他资源如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中等水准的1/4、1/6和1/2。人口的持续增长使本已有限的环境资源更加紧张，人口生存的环境空间越来越拥挤。到2010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耕地资源和森林面积将分别只有世界中等水准的21％、25％和18％。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必将导致生态功能退化、动植物生存环境恶化，甚至加速某些物种灭绝。中国气象局的科学家预估了未来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根据结果得出我国气候将继续变暖。到2050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会上升2.2摄氏度，此将导致冰川消融、农作物旱灾、海平面上升等不良后果。

  我国是人口和资源总量的大国，但同时又是一个人均资源的贫国。作为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长期以来，地大物博、资源大国的观念掩盖了矿产资源总量不足的事实，也淡化了对资源的保护和合理规划利用，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些重要资源中，我国的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的11%，天然气不足5%，化石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只有世界平均的58%，铬、铜、铝土矿、钾盐的人均水平也很低。只有用量不大的稀土、钨等小宗金属的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人均水平。我国矿产资源禀赋不佳，贫矿多、富矿少，以铁矿为例，储量数字并不算太少，但95%以上是难以直接利用的贫矿，含铁平均品位为33%，富矿储量还不到5%；铜矿的平均品位仅为0.87，其中品位在1%以上的储量只占总储量的35.9%，而且大于200万吨级的超大型铜矿品位大多数都低于1%。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开发利用单位精矿产量付出的生态成本比别人要大的多。随着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资源需求量随之增加，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生态安全压力还会持续加大。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后备资源储量的上涨的速度已经滞后于消耗速度，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的支持力度正呈下降趋势。据预测，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确保需要的只有24种，到2020年能确保需要的仅有6种。与此同时，我国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石油已连续多年净进口，面临长期短缺；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攀高。

  我国的缺水问题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都将十分严重。目前，年缺水总量在60亿立方米以上。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淡水总量的５．７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处于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２２００立方米，这一个数字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有关专家预测，当我国人口增至１６亿时，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１７５０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紧张标准。

  在我国北方尤其缺水，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所代表的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只是全国中等水准的1/3，河川流量仅为长江、珠江流域所代表南方地区的1/6左右，耕地亩均水量只相当于1/10。在素有“水塔”之称的青海省，约有２０００处河流和湖泊干涸。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资源量，已不足以维持全境有植被的生态系统，总面积超过４４２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总面积的４６％。

  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逐渐降低，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家庭逐步由以吃饱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类型将发生巨大变化。高档耐用工业产品、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的消费总量持续不断的增加，对资源、能源和环境产生慢慢的变大的压力。

  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目前，我国慢慢的变成了家用电器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电冰箱的社会拥有量约为1.2亿台，洗衣机为1.7亿台，电视机为4亿台，电脑为1600万台。从年度消费来看，2000年，我国家用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量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1.76倍、75.1倍、1.17倍和2.82倍。2000年，全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比1990年增长了17％，预计2005年的全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将增加到1105千克标准煤，比2000年增加10％。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电器、房屋和汽车等家用消费品的上涨的速度还要加快。随着这一些产品产量的大幅度的增加，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污染，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会慢慢的困难。

  局部地区环境压力增大。1980～1998年间，全国猪肉、家禽、牛肉、羊肉年均消费总量增长了2.5倍。这一增长趋势预计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将继续保持。如果不改变传统的放牧方式，牛羊放养数量的增加将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环境的压力。而城市郊区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大幅度增长，也将使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强度加大，加剧水环境污染，对局部地区带来很大的压力。

  废弃物排放量大幅度的增加。家用电器报废的高峰期已经来临。预计仅在未来5年，需要报废的电冰箱有400万台，洗衣机有500万台，电视机有500万台。因此，废旧家用电器、建筑废弃材料、报废汽车和轮胎等的回收和安全处置将成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专家预测，到2020年，5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将有75％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大量农村人口由分散的农村转移到城镇，对减少土地的压力、污染物的集中处理以及农民生活品质的改善非常有益。但是，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

  一方面，城市环境压力总体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数量将慢慢的变多、规模也将慢慢的变大，如果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继续沿袭先建设后环保的城市发展老路，城市的环境压力会明显提高，污染会日益严重。

  生活污水排放将会严重影响城市河流的水质和城市水生态环境，城市垃圾若无法得到一定效果的处置，也严重影响地下水、土壤以及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目前，大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处于历史“欠账”时期，绝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若不能加快建设步伐，环境质量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预计未来10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将达4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城镇地区。

  另一方面，城市环境问题更复杂。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基础设施欠账多等造成的传统的环境问题，而且要立即处理更复杂的新问题。城市新出现的有害有机污染物，将直接危害饮用水的安全和空气环境质量。在解决生活中一般有机污染物污染和尘污染问题后，氮、磷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将一天比一天突出，大气可吸入颗粒物危害将凸现出来。同时，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趋势加重，加上其它能源消耗过程，氮氧化物将成为一些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之一，而且也会加重一些地区的酸雨危害。大件的电子用品垃圾、废弃的汽车和轮胎，以及其它有害废物也将加大城市垃圾处理的难度。

  未来2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阶段。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向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此阶段内，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第二产业的增长，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型行业依然在增长。大幅度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关键取决于新型工业化实现的速度和力度。工业各行业随科技进步、技术改造、加强管理，单位产值（或产品产量）污染排放强度会降低，但是由于总的规模增长，污染物排放总量会居高不下，甚至有增加的可能。考虑到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工业污染的压力还将继续加大。

  预计未来20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较重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原材料工业和基础工业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我国加入WTO后，食品、服装、医药、家用电器等行业仍将稳步增长，有几率会成为这一些产品的“世界制造中心”。毫无疑问，在传统污染密集型行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和这一些行业技术进步有一个渐进过程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减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总量困难很大。对某些城市和环境敏感的地区，通过调整结构，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是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行的办法。但对全国总体而言，未来20年这一些行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还会有较大发展，污染物排放量依然很大，简单的结构调整不能解决问题。

  在本世纪前10年经济总量增加中，工业所占比重预计变化不大，但总量将持续增加，污染产生量也将随之增加，如处理跟不上，对环境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按照现有的排放强度计算，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主要污染物的产生量将依然处于高位水平。预计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长17%，化学需氧量将增长62.8%，工业污染控制的任务异常艰巨。

  工业行业是二氧化硫的主要排放源，由于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最高，因而对大气环境安全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电力行业是主要贡献者。未来10年，若能够切实加大电力行业二氧化硫的治理力度，燃煤电厂陆续安装脱硫装置，预计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会有明显的下降。否则，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二氧化硫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都将继续上升。

  COD排放强度最大的行业是造纸和纸制品业，其排放占工业COD排放总量的46%，而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1.86%。从1995年到2000年，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不大。虽然其排放强度大幅度下降，但依然排在第一位。预计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COD排放的主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跟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某些COD排放强度较大行业的生产规模及所占比例仍保持增加趋势。如不采取强有力的技术进步措施，COD产生量会继续增长，将增加控制工业COD排放的难度。

  工业发展规模的扩大，还将导致对矿藏、耕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开发强度也随之加大。据估计，到2010年，中国钢铁需求量还将大幅度增长；建筑材料如水泥、砖瓦、内装饰材料等生产量持续不断的增加；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也将进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期。自然资源的开发、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会形成大量的矿渣、坑口和断面，占用大量的土地（包括耕地），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甚至诱发各种地质灾害如泥石流、滑坡等。

  （四）环境安全最重要的领域水和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通过对城市污水排放和工业污水治理两方面做比较分析表明，如不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水环境恶化形势将更趋严峻。同时，在新世纪前二十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随着能源需求的一直增长，煤烟型污染依然突出；随着城市机动车的迅速增加，城市复合型污染更为突出；酸雨将出现由硫酸型向硫酸-硝酸混合型逐步转变。复合型大气污染将进一步增加治理的难度，污染危害更为突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任务也将更加紧迫。

  未来城市用水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城市污水排放量将持续增大。到2050年，预计城市人口将达到9.6亿左右，需水总量达到1540亿m3。按照《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2010年，设市城市和建制镇的污水平均处理率将达到50%，届时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城市污水将维持在比现状略高的水平。由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出水仍然是污水，如果2010年城市未处理污水水量维持在现状水平，城市污水排放的COD总量仍然比2000年有较大的增加。按照这样的估计，如果城市污水处理率没有较大幅度提高，届时水环境污染还会加剧。

  对工业废水量和污染物总量进行严控，直接排放的废水量大幅度减少，城市水环境将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改善。因此，对工业污染实现“增长不增污”或“增长减污”是解决水环境安全的主要措施。工业生产实现“增产减污”既有相当的难度，也有很大的潜力：一是未来工业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持续不断的增加，削减技术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需要一个过程。二是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转变需要一段时间。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产品结构不合理，工艺技术落后，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物耗、能耗等指标居高不下，致使污染强度很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1%，日本的22%，但每年排放的废水量约400亿立方米，是美国废水排放量的80%，是日本废水排放量的4倍。当前，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94亿吨，表明通过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解决水污染的潜力很大。关键取决于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转变时间越长，对水环境安全的压力越大。如果工业污染没再次出现预期的增长减污态势，那么,未来的水环境形势将比现在更为严峻。

  我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将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根据有关研究，如果采取强化节能、优化能源结构、实施严格环保政策的措施，并且取得理想效果，低能源需求为24亿吨标煤。这可视为保障国民经济翻两番可能争取到的最低能源需求。如果采取较现行政策更强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能源需求将达到31亿吨标煤。因此2020年能源需求量可能会在24亿吨标煤到31亿吨标煤之间，如果措施不当，也有一定的可能高于31亿吨标煤。按照能源结构优化的趋势，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例由70％以上下降到59－63％；天然气比例提高到6.7－8.9％，一次电力比例也增加到3.3－5.8％，石油比例略有提高，其中2020年煤炭的需求量将相应的达到19亿吨至29亿吨。未来能源需求对国内能源供应能力的增加提出了挑战，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必须大量进口。水电、核电、风电的发展目标，也远超于现在已有的设想速度，高需求情景中煤炭的上限需求将达29亿吨，是难以达到供需平衡的。未来能源开采、运输、进口的任务艰巨。同时，如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国燃煤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比目前增加30－110％，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接近全球人均平均排放水平，虽然这个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相比相差较远，但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将使我国在履约活动中逐步丧失人均排放的优势。能源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对大气环境安全的影响日益加大。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效率比以油气为主的能源利用效率低8～10个百分点，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也比发达国家高12%～55%。尽管能源效率将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慢慢地提高，可抵消一部分能源的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如果能源效率没有大幅度提升，能源净增长的格局将不会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影响大气环境。

  根据有关预测，按目前的控制水平，到2010年，随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成倍增长，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加一倍左右。若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氮氧化物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加30%左右，一氧化碳排放量基本维持在2000年的水平。未来一些城市空气污染可能由煤烟型向与氮氧化物的混合型转变，少数城市可能向氮氧化物污染型转化，这种污染状况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大城市可能更为明显。

  近年来酸雨中硝酸根离子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一方面和机动车数量剧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目前未对固定源的氮氧化物排放采取比较有效控制措施有关。根据有关研究，1990年我国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约为910万吨，其中近70%来自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固定源是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来源。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将达到2194万吨。由此可见，未来的酸雨污染可能将由硫酸型向硫酸/硝酸复合型发展，控制氮氧化物排放量对减少酸沉降有重要贡献。总的来看，南方地区酸雨对大气环境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消除这种影响至少还要20年的时间。

  另外，新技术发展在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有力工具的同时，可能会产生许多新的环境问题，带来新的环境挑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新的生物物种和转基因农作物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存在风险；二是科学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导致和促进了大量的新化学物质的合成，而有些化学物质有几率会成为自然系统中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反过来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生态平衡构成威胁；三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大量的“现代垃圾”和电磁污染，如处置不当，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能够造成新的危害。

  当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加和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我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有可能超越过去20年的发展常态，出现新的恶化趋势，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依赖大量物质消耗的传统发展方式，也就是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同时，物质消耗也将一直增长。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的阶段特征是资源、能源的消耗强度高，因而有可能需要比工业化初期更高的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长率，产生难以修复和逆转的复合性环境污染。

  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年增长率一定要达到7.2％，如果按照现有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再考虑到人口的增加，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计量）将是现在的4～5倍；如果要保持现有环境质量，就必须使单位GDP的环境影响降低到目前的1/4，那么资源生产率（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环境质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明显改善，单位GDP的环境影响约为现在的1/10，即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上述情景分析表明，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改变现行的发展模式，逐步的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利用效益，降低污染物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和社会，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真正协调起来。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途径有：进行产业体系调整，推行清洁生产技术，提升公司管理上的水准，提倡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等。这一切都需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创新，使我国尽快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伴随着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今后几十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迅速提高，2020年将超过50%。同时，城镇污染物排放将大量增加，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和垃圾产生量将比2000年分别增长约1.3倍和2倍。到2030年，中国工业用水的需求将增至5倍以上。如果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大量城镇废水、电子垃圾、废弃的汽车、工业危险废物、新化学物质及其它有害废物大量进入环境，将给城市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控制增加难度，并派生出严重的二次环境污染。此外，大城市落后工业将向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中小城镇转移，进一步加重中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随着汽车数量的迅速增加，若无法及时提高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和燃料品质，2010年，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将会比2000年上升一倍。

  城市的高速集约化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还将增加对水环境和ECO的压力，造成城区的自然水系、植被格局和物种组成发生明显变化，农田和保护地面积减少，区域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下降。

  农村环境和城市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城市排放的污染源，包括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都对农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之，农村和农业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也正在并将更为显著地对城市发生影响。

  今后我国的农业仍将逐步发展，集中表现为农业产业体系调整，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养殖业、加工业比重的增加。一方面，农业化学品投入的增加直接引发氮磷等营养源和难降解有机物排放的提高，面源污染负荷难以得到一定效果遏制，进一步加剧水体、土壤的污染和ECO的退化；另一方面，农村企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若继续发展污染密集型的行业和采用高耗能、高物耗和高污染的传统技术，农村新一轮的环境污染的趋势将日益显现，并进一步威胁农产品安全。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发展观的问题至关重要。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简单地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尽管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慢慢的变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却往往并不能随经济稳步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甚至会出现危及未来生存的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要解决这些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发展观上进行不断的科学创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白准确地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诠释，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已经从一般的经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就是巨大的。但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也有过一些教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在全面深刻地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实质和目的是促进全面发展，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是保持协调发展，重要体现和基础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充足表现了时代特色和我国的国情，是对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科学的发展观要求的是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力，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利用，实现社会的持久发展。这种认识，是现代文明的突出表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所在。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前提。环境与发展相互依靠、相互促进，这是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界不断冲突的历史中得来的血的教训。从科学的发展观出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在经济发展中不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消耗，一味地拼资源、拼能源、高污染，表面上看GDP是在增长，但实际上如果把生态成本考虑进去，也可能是负增长或者低增长。而生态环境的透支往往是要人类加倍偿还的，我们这代人不还的话，下一代的人也得要还。所以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落实到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使我们的发展真正的完成人口资源和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统一思想、统领工作，牢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才可能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经济发展之路，使我们的祖国更快、更好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当代人在创造今世发展和消费的同时，不能自私地剥夺后代人应当享有的同等发展和消费的机会，也就是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为此，我们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决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旧路。要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预防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要全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工业，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为主体的生态农业，以节约世界资源、减少污染、“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为标志的生态服务业。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建成低投入、少污染、可循环的国民经济与节约型社会，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的完成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资源消耗看，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从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8.7％，而且至今发展势头不减。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代。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成绩的取得，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和污染物的超常规排放。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去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中等水准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钢铁为44%、铜58%、铝30%。我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大。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中等水准。我国单位产值的石油消耗是日本的4.3倍、法国的4.03倍、德国的3.7倍、法国的2.4倍。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稳步的增长，使资源供需矛盾更突出，也制约了经济稳步的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升。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因此，我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即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根本上看，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在经济迅速增加的背后，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从而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压力，致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矛盾与形势相当突出和严峻。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而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能顺利地大踏步往前走；如果处理得不当，就非常有可能走不该走的弯路。

  如何才能不走弯路？关键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用少、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实，不少发达国家在对资源利用精打细算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他们的国民消费水平位居世界之首。但美国学生的课本是重复利用的，一本教科书至少要有8个学生使用，平均常规使用的寿命5年；而我国课本的常规使用的寿命只有半年，可见差距之大。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5％，但他们却严禁砍伐自己国土上的树木来做一次性筷子，他们使用的这种筷子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用过后，又将筷子加工生产成纸浆出口中国，换取外汇。

  通常讲，新型工业化有五大指标体系。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管理上的水准、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稳步的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我国原材料、能源和水资源都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给我们的机会只有从可持续发展出发，降低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走“绿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道路。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要研究、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新材料，广泛采用符合域情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包括投资少、效益高的废污水处理技术、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固态废料的无害处理技术等，全力推行清洁生产。另一方面，要全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淘汰落后的工艺设备，关闭、取缔污染严重的企业；变传统工业“资源生产污染排放”的发展方式为“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方式，促进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使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最佳“结合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发展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是到了近代，人类开始直观地认识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不是依赖自然的给予，而是依赖自己对自然的改造。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

  因而，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责任，自觉地调整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慢慢地提高生活品质，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六大报告用生产、生活、生态这三个词指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鲜明特征，三者紧密联系，互相补充，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小康社会对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满足，共同奠定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并专门编制和组织实施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除此之外，在社会和经济的其它领域也都全面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反映出我们的祖国开始关注生产、生活、生态的统一关系。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还应该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共同建筑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自然和社会基础。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和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一定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

  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三个转变：

  发展观的转变。人类为何需要发展生产？一般说来，是为满足人的需要。然而，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生产发展，很难不偏离满足人的需要的轨道。长期以来，人们都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指标，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风靡一时，以GDP增长评价各国发展状况被普遍认同。在这种背景下，相当多的人把GDP增长本身当作发展的目的和目标，陷入GDP增长等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等于GDP增长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于以GDP增长为中心的误区，连干部政绩的考核也主要看其分管地区或部门GDP增长的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GDP迅速增加掩盖下的某些缺陷，如三次产业体系和就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工农、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虚报GDP增长“政绩”，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而且为了追求GDP的迅速增加，掠夺性开采资源、污染再大的项目也要大干快上，导致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明确阐明了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就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文化、交往等的需要。我们不能为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损害别的方面的需要，不能为了GDP的增长而损害环境和健康，削弱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一般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增长方式，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为主要驱动力。我国目前三次产业体系不合理、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的状况，应该说与此有关。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两高两低”的传统增长方式转变到与之相反的“两低两高”的增长方式，就要在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上做好文章。

  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人类诞生以来的400多万年，从一个侧面观察，是一部伴随生产发展的人进物退的历史。毋需做更长远的追溯，据估计，纪元初年世界约有2亿人口，目前已超过62亿，增长了30倍；同期我国人口也由6000万增加到近13亿，增长20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量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这不仅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直接引发需求和消费的同步增长，而且由于人们追求高生活品质的欲望是无限的，为满足这一欲望就要加速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但是，非再生资源是一个恒定的量，索取多少便减少多少；再生资源则有一个再生的条件和再生的速度问题，很难跟上人口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增长的步伐。社会资源也同样是稀缺的，制度的完善、管理上的水准的提高等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变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进入新世纪，慢慢的变多的人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面对未来发展的重重压力，把“生态良好”纳入文明发展道路之中，既体现了当代人的切身利益，又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内涵不同而又联系密切。生产发展是实现生活富裕的条件，离开发展，富裕无从谈起；生活富裕是发展的目的，脱离这个目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所一定要坚持的前提和必不可少的保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也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客观条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发展没保证，生活受影响。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的国度里，如果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片面地追求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不但难以为继，而且会事与愿违。因此，重视可持续发展，确立新的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由之路，也是明智之举。

  十六大报告要求，“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利用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发展保持在承载能力之内，建设一个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成功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更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要通过对民主参与意识的启蒙与培育，使公众通过民主渠道自觉参与到可持续发展建设中来。为保证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政府首先是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定期将环境质量状况、污染和生态破坏态势，以及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和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通报社会各界，提高政府行政和决策方面的透明度。并建立完备的信息系统，通过咨询机构、大众信息网络和质询制度的建立，便于公众及时适当地获取信息资源，依据信息参与决策与监督。其次，要强化政府与公众的联系，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密切沟通与合作的纽带。政府要制定公众参与的指导原则、法律和法规和政策措施，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技术和资金支持，引导和推动公众热情参加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从立法上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强化公众参与。此外，还应确立和完善公众提起环境诉讼的法制制度，实现公民依法进行环境诉讼的权利等。